2014年2月28日 星期五

歷史的腳步(一) 寫於2014年228

二十幾年前,我已經從大學畢業。一天,我回到我大學的母校,在校園裡晃晃。那個年代,黨外運動正盛行,反對黨正嘗試追出228的元凶,矛頭直指當年的領導者。學生們在一餐廳前的看板上,張貼他的照片,並在其上黏貼女性衛生棉。我從那個看板前走過,帶點困惑看著那個看板,直至今日,我仍舊無法很肯定地說那些領導者在那個時間點可以有更好的辦法解決這件事而他們選擇了更卑劣的手法。但事情如果一定要解決,不作事的人,或者沒有做那件事的人,難道就可以指責做了那事的人嗎?要去釐清疑點,我會設身處地的去想,如果我是當年的領導者,我會怎麼做,當我做這樣的假設時,我發現其實我得去找更多的資料去還原那個時代背景,那個紛亂的年代。

一個接下孫中山遺命以堅強的毅力統一中國的領導人,一個不願屈服於日本人侵略壓力(那時很多人包含溥儀都向日本靠攏),領導中國人發起全面抗戰,他的南方政府基地,堅強抵抗日本的攻城戰,終於城破之後,日本人發起狂暴的報復性屠殺。二戰結束沒多久,共產黨又繼續戰前未了的戰役,但這次他沒那麼幸運了,也因為國民黨內部的腐敗,他一面打仗,一面撤退,以他強人的性格,他怎麼看待失去的江山。過往的他非常忠誠於他的上級,(他曾經幫他的上級領導人暗殺政敵),他最恨的是下面的人背叛他,照片上的他跟外國人總保持點距離,他把自己的親生兒子送到冰天雪地的俄羅斯,朋友託給他的孩子卻像公子般地照顧,一個取名其介如石的人,他會如何看待或分辨這紛亂的狀況?

「菊花與劍」是一本研究日本民族心理的書,在美國要去管理戰後日本時,他們的領導者要倚仗這本書作為指導,換句話說,當你要以統治管理者的角色去管理一個對你而言是陌生的的地方,那麼你得了解當地的民情及民風,因為美國謹慎地管理戰後日本,日本因而復甦很快,甚至戰前日本面臨的困境,經濟困頓、人口壓力、共產主義興起等問題都獲得解決,這為日後的美日關係打下良好基礎。

台灣當時的管理者是陳儀,他也是浙江人,他的政府裡的高官幾乎都是外省人,也有一些半山仔,這些半山仔是曾去大陸再回台灣的台灣人,顯然他們沒有好好扮演溝通的角色。戰後的台灣,經濟狀況本來就不好,因為日本斂取戰爭物資的關係,再加上陳儀政府、軍人的腐敗,經濟狀況更差,台灣人很失望。228的前一年,在台的美國人就預期會發生事件。

228事件,詳如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

228的鬼魂還在,他的仇恨也還在。如果要論人民與統治者之間的對立與仇恨,往前追溯,不知有多少。最近的仇恨是228與白色恐怖,再往前推,還有日本統治時期發生的流血事件,還有清朝統治時期,統治者的腐敗,幸運的是過往台灣沒有真正的發生內戰。

對岸的大陸,因為歷史悠久,在過去數千年間各型戰爭殺戮不知凡幾,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他的人民有著高度的忍耐與沉潛,尤其是經過文革的那些人。在「消失中的江城」一書中,美國人何偉有著深度的觀察,他可以理解天安門事件,在四川少數幾個知道這事件的中國人,他們對學生運動所採取保留的態度。這就像我們知道美國政府有國會遊說人,他們默許跨國集團孟山都對待農民不公不義的做法,我們也不會去干預一樣,何偉理解,因為他沒有西方世界看待東方人那種高高在上的傲慢。畢竟秩序的建立不容易,推倒他重新來過,就像再經歷一次文革,我想這種苦也只有中國的老百姓知道。阿富汗,當年他也是一個美麗的國家,在美國蘇聯的勢力連番進駐後,社會反而變得更混亂不堪。文明的建立其實也伴隨著秩序。

化解228需要時間,它是我們人民共同的痛,雖然當時的統治者是國民黨,但我認為不管什麼黨都一樣,它是一種掌權者的傲慢,只要戰爭發生國家混亂,它就會出現。

歷史不是叫我們仇恨,它是叫我們警醒,仇恨的情緒很容易被有心人利用,看看兩伊,看看阿拉伯世界,看看阿富汗,看看以色列巴基斯坦,內戰之中,人民能更好嗎?能爭取更多的同情及權益嗎?如果要抗爭,我覺得甘地的不合作運動,似乎更能得到效果。要做到不合作,我們人民要有高度的智慧,還有慈悲的心。

以下兩篇文章很推薦讀者看,其中一位是我認識的長輩,黃振聲先生與曾永賢先生曾經互為上司與屬下。

2014年2月20日 星期四

山下的郵局

山下的郵局最近有了一些改變,有新的人員進來了,這改變為這一間地區性的小郵局帶來一點朝氣,櫃檯人員處理事情的速度變快了,郵局內的陳設因為清掉一些堆置過久的印刷品而變得清爽了,對臨櫃辦理郵務存提的人似乎也有了一點笑容,變得親切了。我心裡想著,事務性的工作做久了,人難免失去熱情,失去對工作的熱情似乎也是老公務人員的常態,所以新人進來也讓郵局有一番新氣象。

曾經對我國的公務人員任用體系感到好奇,因為過去曾在私人企業任職,相對於私人企業工作的自由轉換,公務人員似乎停留在古老的行業,它得要費盡一番功夫才能考進去,考試還有標準範圍,考進去以後,就乖乖地按規範做事,最好不要出錯,否則前途不保,甚至下半輩子的退休金也前功盡棄。

公務人員一經聘用,似乎沒有過失就不能解職,即便不再適任。過往,台灣鐵路局要電腦化時,一些年紀大的人,無法適應新的電腦化系統,即便如此,也沒有變通管道,轉職或解職,就任這樣的冗員做到退休,當然他們的工作是很無趣的,閒人是非也多,我想管理他們的長官應該也很頭大吧。那一陣子,鐵路局一天到晚背著罵名,經營不善,鉅額虧損,冗員的薪水退休金之外,誰人能知道,這麼大的一個事業體系,(之前還在省交通處底下),竟連採購都不能自主,權利凌駕在專業之上,弄得鐵路局採購進來機械運輸體系變得很複雜,當然維護也變得複雜。

在這樣的公務人員體制下,除了穩定的薪水及豐厚的退休金之外,我實在看不出一個具有遠大志向,或是希望人生多采多姿的人要如何在這樣的體系中發揮得淋漓盡致,倒是新的首長或縣市長出任時,新的改善措施下來時,要老公務人員去推行新政令時可以想見的重重問題。

我想或許我們國家的公務人員在任用退職上是否可以更靈活,退休金是否也可比照新制的勞保採帳戶制,做多久存多少領多少,就算沒有屆齡退休或轉職,帳戶也可以帶著走。這不是零與一永遠沒有交集,它保留了今天我想進政府單位工作,改年想進私人公司工作,或是又幾年想自己做老闆,如果工作可以這麼靈活,人生想必也有趣許多,人生一旦有趣,創意也會跟著出來。流動是好事,正所謂「戶樞不蠹,流水不腐。」

2014年2月4日 星期二

思想的自由

FB上看到一位目今很有名的作家,吳明益教授,對他廣博的閱讀及精闢的見解很感佩服,適才看到他的一篇評論,「有的人以死去喚起」,個人認同他對自殺的見解,中國人認為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鵝毛,所以不可輕看死亡,以及它帶來改變的力量。生命是一個人所能付出的最大代價,也只有到無法可想了,才會用以死明志的做法。到了現代,選擇死亡成為非常個人的事,今天某些國家甚至可以讓人決定自己的死亡,因此就算是鵝毛也應當給予尊重。我想現今的這些想法已離南榕先生的思想時代久遠,雖然他自殺的時代離我們也沒有多遠。如果南榕先生沒有自殺,活到現在,他還是會做同樣的選擇麼,抑或當初他沒有自殺,歷史的軌跡會走上一個什麼不一樣的殊途呢?或許我們會說假設性的東西沒有什麼意義,的確對南榕先生以及他的親人來說都沒有多大意義了。但對於還在這世界上生存的我們,如果沒有假想,那麼我們人類很多的能力似乎也受到限制呢。其實我並不想要說死亡,也不是想說任何政治事件的紀念意義。我想要探求的是「思想的自由」這個主題,這一直是我感興趣的主題,也是畢生追求的境界。


「鄭南榕為言論、思想的自由,而自囚編輯室,進而殉身,這是一個事實,當然也是一個悲劇,莫忘了,悲劇是有力量的。
….

逼著鄭南榕以死殉身、明志、抵抗的幽靈至今還在…。」

如果按佛教的說法,誰能真的箝制你的思想。而我的想法是,潛藏內心的想法又有誰能知道呢?我以為,根據這樣的論點,思想本來就是自由的。即便你被關進牢房,仍然沒有人能限制你的思想,這是我對過往所謂的思想犯人,當權者認為施以坐牢改造能改變人的想法感到好笑的原因。

在我們的人生旅程中,我們其實一直在為捍衛我們個人的想法作法而奮戰,跟親權抗爭的結果是悲傷,跟政權抗爭的結果是憤怒,如果你的思想很前衛,難見容於周遭的社會,那麼我們會感到孤單,甚至絕望。當我們是一個社會人,必須跟社會打交道,那麼我們必得周旋在這三者之間,問題是我們真分得清楚哪些壓力來自哪裡嗎?

過往資訊管道不自由,有些消息不暢通,有些著作書籍被打入禁書,這樣的做法的確會限制人們的想法,但是活得夠久的人也會看到,資訊自由後的結果,各種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言論,甚至不願意負言論之責而偏頗地引用網路論述的報導媒體,難道他們不是在誤導人們的想法嗎?不自由與自由都不會影響有獨立判斷能力的人,當然也不會影響沒有獨立判斷能力的人。杜絕迷惘要有獨立思考的心,言論自由則應根植於負責任的態度。

對我來說,思想的自由從來不是外求的,把政治訴求跟思想自由混在一起也常有認識不清的風險,這就好像自由是個大旗,號召大家一起來,但在一群人的混雜下,有些重要的目標反而容易模糊。

年少的歲月,因為大家認為我年輕,也因為我的思想不夠成熟,基於保護我,或是某些經由傳統不經辯證的概念,我想我是受到一些束縛,對抗束縛,尤其是來自於親情的束縛,其實挺讓人揪心的,因為你得去拿捏分寸。在我成長的那個年代,甚至沒有人告訴你,什麼是你個人的權利,所以別說什麼言論自由權,思想自由權,你只知道當你越放下你的自我,你也才越能融入社會。我所認識的一位長輩,在他年少的時代,甚至他的婚姻都是不自由的,縱使他已有心儀的對象,他也得放棄,多年後,談到他的家族,以及他為家族所做的犧牲,他還是會激動落淚。所以我們現今的兩性平權,婚姻自由,到底是爭取來的,還是進化來的。一百年前,兒女要自己找成婚對象,可能都是驚世駭俗,但現今則是理所當然,所以現在我們為多元成家激辯,未來可能也會視為理所當然。

我很高興我活過了知天命的年紀,雖然很多的問題束縛仍舊在,但是都不再那麼容易地攫住我了,我知道這就是心境的自由了。除此之外,從頭到尾,我知道,我的思想都是自由的。我看書,我看電影,我接受這個想法,我拋棄那個想法,從頭到尾我都是自由的。

至於言論自由權,說起現今的言論自由狀況,隨著網路時代的來臨,即使不倚賴報紙新聞雜誌,大家都可以公開發表言論,今天的情況,恐怕也是南榕先生那個時代想不到的吧!但是我還是認為,言論自由的可貴在於自由的心,如果懷揣著「意、必、固、我」,只是徒增困擾。

其實要後人記住前人的歷史,我覺得不是雕像和廣場,雕像有一天可能會被推倒,廣場只是學生市民散步的地方,我們需要的是像司馬遷,司馬遼太郎式的歷史小說家,期望未來我們能有精彩透徹的人物品評文章小說發表,歷史能寫的有趣,自然就有人看,他的意義自然而然就會進入人的心中。